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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企中年白领的尴尬精英兼都去哪儿了
- 2018-06-15 -

近年来,受互联网的冲击,传统企业很多举步维艰,因此出现了大批量企业的倒闭。而特别是对于零售型的传统店面,由于竞争的激烈和互联网的便利,导致店面的进店量大幅度降低,连进店的消费者都木有更谈何销售,同时,虽然消费者进店,但是由于全职销售能力欠佳,精英兼职销售能力也欠佳,导致本以寥寥无几的进店客人流失。所以,最终的结果是企业花了不少的财力却换回了寥寥的回报,经营困难重重。因此,如今市面上,出现了很多的零售型企业,开始招聘精英兼职销售,从拉客到店面销售,既想赢在起跑线,又想降低工资成本,同时提成销售业绩。但是问题来了,能找到这么一批精英兼职:即能力优秀,又能稳定工作,还能有大量的人员储备以供随时使用吗?就目前市面的情况,答案是:没有任何一家零售型企业做到了。那么,这就是我们唐山掌上大学----唐山地区最大的一家开放型兼职平台----所要做的。


第一代外企白领是中国对外开放后诞生的一个新群体。他们的生活曾是许多人的梦想:衣装笔挺,说话中英文夹杂,出入于高档写字楼,坐飞机,住五星级酒店,出国度假……。他们是精英一代,多毕业于名牌大学,工作在传说中的跨国公司,一定程度上掌握着这些经济帝国的在华命运。然而,人到中年的他们,发现自己正站在一个尴尬的十字路口。


这是一篇讲述外企员工职场生涯的长文。无论外企、国企、私企,读过本文的职场人可能都会思考一个问题:岁月流逝,自己是否具备了不可取代的能力?


“45岁之后,外企精英们都去了哪里?”这个问题已经在我心里萦绕很久。总想就这个话题写点什么,一则是为自己十年的外企生涯做个阶段性的总结,二是想跟同仁们交流一下外企的话题,以及服务于外企的大陆中国人的前途。


Part 1 我为什么要加入外企?


算起来,我服务于“外”字头的各种企业已经有十个年头了,现在也基本人到中年。回想加入外企的动机,还要回到最初的原点。


1999年,我还在某省会城市的一个设计院工作,由于项目的关系,跟一些外企公司的员工有过很多打交道的经历。


每次设计联络,他们都西服革履地从北京飞来,住在我们这个城市最高档次的酒店,拿着笔记本电脑,以及写满外文的资料,跟我们侃侃而谈。当初我是一个毕业将近十年的工程师,对这些人除了羡慕还是羡慕——羡慕他们出差的待遇,羡慕他们流利的外语,羡慕他们开阔的眼界。当时自己立下了志向,以后一定要加入外企!


过程我就不细说了,总之我如愿以偿地加入了曾经仰视的外企,然后不断地跳槽,现在供职于一家世界500强的企业,彻底地圆了自己十年前的梦,成了每天北京地铁十号线国贸站蚂蚁搬拥挤的人流中的一员。


Part 2 外企十年,我得到了什么?


外企十年,我得到了什么?这个问题,也是我最近考虑许久的问题。


弹指一挥间,在外企十年了。


我得到了什么?


我学到了什么?


我还能得到什么?


我还能接着学到什么?


经过不断的思考,我给出了十年后的答案。

外企十年,我得到的包括:


一份看起来不错的薪水,但是中等偏下的生活质量;


外企十年,我学到的主要包括:


供职公司产品的基本原理,以及如何将它们销售出去;


看起来还可以的英语口语和写作能力;


外国人是如何想事情的。


在外企,我还能得到什么?


面对更年轻人竞争朝不保夕的饭碗!


在外企,我还能学到什么:


除了吃当年设计院的老本,真的没有什么能学到的了。

 

Part 3 我对外企的理解和外企供职人的出路


其实,国内的写字楼外企,跟现在的制造业,没有本质的不同。


制造业那些血汗工厂,是利用国内廉价的劳动力跟自然资源,生产出产品销往海外;国内的写字楼外企,也是利用廉价的大学毕业生以及从国企跳槽人员的人力成本,把国外的高价产品(或者服务)销往国内。


所以,中国的外企,其实就是一个卖产品的公司,而不是开发产品的地方,它所需要的仅仅是能够帮助它卖东西的人而已。


在外企,绝大多数的所谓“技术”人员需要做的就是了解本公司产品的性能(无法全部了解,总有许多黑匣子是无法破译的),然后千方百计地把他放在给客户做的技术方案中,然后就是忽悠客户接受你的方案。


如何忽悠客户呢?很重要的是包装。


外企的人出行都乘飞机,都住高档宾馆,这是公司形象;


外企的人都能讲点哪怕中国式的外语,时不时带几个老外出去,证明自己的东西跟国内的不同;


外企的人,办公室助理都是年轻的小姑娘,人称Office Lady,出去的男士大多西服革履,提着电脑包。


那些年轻的“工程师”们做什么呢?


所有的技术方案都是为了卖出自己的产品,一次次地拜访客户,一次次地谈价钱,天上飞地下跑。


为出售产品而设计的技术方案不会有太高的技术含量的。但你年过四十,当你跑不动的时候,眼睛亮晶晶如星星的小伙子们又从校门出来了!他们有的是青春,有的是干劲,要的是业绩,不讲究的是工资。


这时你跑不动了,工资却是人家的两三倍,老板要的是谁,还用问吗?


在我每天上班的写字楼里,几乎很难看见年龄在45以上的男人。人到中年的我,很想知道自己未来的去向。

在我看来,外企做到40岁以上,职位大概可能是:


1)中级经理层,头衔可能是销售经理或者是技术经理。真正做到中级经理层的,都是能带领一个团队的人物。这些人要是无法升到总监阶层的话,45岁就到顶了。做销售的人还能存点人脉,做技术的,只能给人打工了。

 

2)高级工程师,一般都是技术岗位。不过外企的头衔跟国内的职称是两回事,45岁下岗了,可能有机会去监理公司之类的地方做个技术苦力,挣点辛苦钱,但是需要撇家舍业了。如果有可能,最好能考个注册证书什么的,以后肯定有得用。


3)高级行政职位,比如行政经理或者人事经理什么的。这个感觉最难办,因为年纪大了,哪个公司都不缺非技术岗位的领导。


以上不论是哪个出路,都貌似有点凄凉。

 

Part 4 “杜拉拉”后传:第一代外企白领的尴尬中年


他们是中国对外开放后诞生的一个新群体,一个体面的特殊阶层。他们是精英一代,大多毕业于名牌大学,工作在传说中的跨国公司,一定程度上掌管着这些经济帝国的在华命运。


他们的生活是许多人的梦想:衣装笔挺,说话中英文夹杂,出入于高档写字楼,出行坐飞机,住五星级酒店,拿美元补助,度假就是出国游玩。


然而,人到中年的他们,发现自己正站在一个尴尬的十字路口。


2012年下半年以来,外企裁员潮波及中国。尤其是上个世纪90年代最先进入外企工作的中国员工,姑且称之为“外企白领一代”,他们不得不开始面对职场中的“40、50”现象。

他们还好吗!



Stella:忽然发现自己成了公司最尴尬的人


Stella的前半生经历,可以说是著名职场小说《杜拉拉升职记》的现实版。


1996年,大学生Stella在北京某部委设计院当实习生,由于英语专业的关系,负责一些文字翻译,有机会和外企公司的员工接触。当时的北京,CBD还处于城乡接合部的“八王坟时代”,摩天高楼屈指可数,国贸和中国大饭店等寥寥几座。


一个暑假下来,外企员工的工作状态让Stella叹为观止。“我当时都傻了,真羡慕呀!我们辛辛苦苦算一周的数据,人家那边计算机轻松搞定;我们要一次次坐1号线地铁回单位集体开会汇报领导,人家现场全球电话会议……我羡慕他们出差的待遇,羡慕他们流利的外语,羡慕他们开阔的眼界!所以我给自己立下了志向,以后一定要加入外企!” Stella感慨万千。


毕业时,Stella轻而易举找到了一份跨国公司办事处月薪6000元的工作。


Stella接下来5年的人生正如杜拉拉的缩影:勤奋、吃苦外加善于沟通,即所谓的高情商,让她一步步从文员变为Team leader(团队主管),再升到主管,最后在29岁那一年成为新更名为某某跨国公司的“公共关系部高级经理”。同时,她也在生活质量上实现了大逆转:从合租房子到在北京四环外拥有自己的公寓。


随着新世纪跨国公司在华数量的增加,尤其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各个跨国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崛起,再加上海归疯狂回国创业潮的到来,Stella发现无论她如何努力,只能在原地打转。


后来,她利用自己积攒的人脉,开了一家小型公关公司,虽说生计不愁,但是相比以前的风光,还是让她不得不去适应。


可迈入“40、50”阶段后,这是决定人生跳槽的关键阶段,选择的范围相对狭窄。对于外企白领一代来说,跨行业和职业已经非常困难,他们只能在企业之间进行转换。目前很多人选择创业或者进入民营企业,这的确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是会比其他人面临更多来自企业文化上的不适应和个人心理上的落差,需要好好调适。


David:一颗心事重重的高级“螺丝钉”


相比Stella始终对外企有一份情结,David则属于已经把这个地方看得透透的那种人。


从能力上说,能做到外企整个亚太区MD(市场总监)这个位置的人凤毛麟角,管着从北京、上海到新加坡、雅加达,甚至东京、悉尼的人了。从人际上来说,他在这个圈子拿到过极高的表彰,大名鼎鼎无人不知。


2013年1月的某个周一,他例行打开电脑等着看公司最新一季的财报。长达30页的PDF文件详细罗列了该季度公司营收、利润等内容,但David只被财报最后几句话吸引住:“公司必须节省人力,开始进行无薪休假计划和人力调整。”


10点钟,David接到公司CEO的邮件,通知他负责的华北大区要给出裁员名单并进行一系列的改组措施,并且从华东空降了两个新部门主管,这一切都要在三天内完成。


整个楼层开始人心惶惶。同事们开始沉默等待和猜测,几乎所有人都默默坐在自己办公位上刷新着内部即时通讯工具和邮箱,看看有没有认识的人已经被裁员,当然最担心的还是自己!


接下来的几天,David一直在思考,他觉得外企已经不是昔日的豪门,目前中国经济处于高速发展、央企和民企异军突起的时代,许多外企在中国的公司规模和业务范围已经不可同日而语。


“当年和我一起打拼的哥们儿有的自己创业去了,有的去了民营企业。创业已经年岁不饶人,而且外企职责分明,很多工作分得很细,令很多外企人的能力只专属于本职工作,不能发展其他职位的工作能力,久而久之便变成了一颗‘螺丝钉’。去民营企业呢又是重头再来,不免又是一番争斗。”David心事重重。


Richard:选对了行业,可能会走得更远。


Richard,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即普华永道、德勤、毕马威、安永,下称“四大”)中某一家的合伙人,他笑称自己已经“四张”了。回想过往的“四大”生涯,Richard觉得充满了成就感,但也常常有种无力感袭向心头。


加班和出差,是这个行业众所周知的特性。Richard说,在很多人眼里,“四大”和投行都差不多,前20年是用命来换钱,后20年是用钱来换命。


在过去十几年里,Richard有不少朋友同事跳槽,从乙方跳到甲方是最常见的。Richard错过了那些机会,得到的是在“四大”内部的逐级晋升,从助理审计、审计员、高级审计员、审计经理、高级审计经理、合伙人。


和其他在外企工作的“40、50”们不同,Richard并不担心自己会失业。在他看来,无论在国企、外企还是民企,你越占据了核心职位,你被裁掉的机会就会越小。


当然,像Richard这样打破“国籍天花板”的人在外企并不常见。这和行业有关系,因为审计和会计行业本身是个“越老越吃香的职业”,不仅在外企,国企也是如此。


Simon:45岁开始的退休生活


和还在苦苦打拼、“人到中年万事休”的同事朋友们不同,今年47岁的Simon正在澳洲的黄金海岸享受自己的退休生活。


“以前公司的同事都说我是一个江湖传说,35岁当了总监,45岁开始退休享清福,呵呵,这根本就是玩笑话,只是因为我自己很清楚要过什么样的生活。”Simon说。


Simon是典型的潮汕人,勤劳隐忍能干,上大学时就开始打工,由于外语好,他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广交会给外国人当翻译。大学毕业后进入外企,直接给老板当助理。工作之余,学习投资理财。”


结婚两年后,Simon和妻子开始了一系列的投资理财:先是投资共同基金,然后是股票,结婚初期的生活方式为后来20年的生活奠定了基调。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Simon又开始投资房地产、技术移民。等到他计划退休的时候,已经有了澳洲身份,还在悉尼有了两套房子,一套自住,一套出租;此外还和妻子有40万澳元的养老储蓄金。


现在,Simon的孩子在悉尼上大学,Simon的生活非常有规律,每天上午和妻子一起到咖啡店,一边看书一边喝咖啡吃早茶,是他最惬意的时光。


Part 5 外企的“40、50”现象并不能一概而论 


敦煌网创始人王树彤针对目前外企的“40、50”现象感触颇深,他认为伴随着外企在中国的迅速发展,白领精英们获得了相对丰厚的回报,但许多人并没有想过镀金饭碗也有被敲碎的一天。

人力资源专家刘兴阳说: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目前出现的外企白领一代的人生转型相当特别,这些40多岁的外企白领的成长经历了中国经济最高速发展的黄金时代,但是面临大量精力充沛、学习能力更强、起薪低廉而且供应无限的年轻人崛起,他们在人才市场上渐渐失去优势,这是特定的经济发展规律导致的。”


“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已经从制造产业升级为创造产业的过程,各个跨国公司在中国也开始产业和结构转型,中国本土企业也开始逐渐完善企业制度,因此这些多年打拼好不容易升到中高级职位的老白领面临人生另一次重大抉择。”


怡安翰威特大中华区首席商务官兼全球研究中心总监庞锦峰认为:“外企的‘40、50’现象并不能一概而论,一方面要看中高级管理层的知识更新和储备能否适应时代要求,另一方面也要看他们的经验和人脉是否对于外企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是否很难取代。对于某些专业性较高行业和职位,‘40、50’危机并不需要过分担忧。”


如果你也一直在外企的高速列车上一路狂奔,从来没有慢下来停一停。那么,是时候调整好心态,放缓步伐,好好思考一下了。

精英兼职服务点:(1)企业方

为了保证企业和精英兼职销售的共同利益和需求,我们只会选择各领域唯一的一家龙头企业进行合作,如快消品、建材、房产、教育等长期有较大兼职销售用人需求的企业。对于企业,我们的服务口号是:人员随你挑,不满意就换,直到你满意为止!精英要多少有多少,有经验而且还能长期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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